在追思高達以前，我們先回顧一下他的同事阿涅斯．瓦爾達在創作生涯尾聲給高達的評價：「他就像老鼠一樣討厭！」（當然，同事這個用詞並不精確，真要細分，高達屬於電影筆記派，瓦爾達則是「新浪潮」這個名詞出現前便存在的左岸派的骨幹。）
儘管瓦爾達是在被高達留字條放鴿子的情境下作出此番發言，但不難想見，如此任性地對待一個相識近半世紀的熟人，這樣的人說好聽是率性，說難聽是自我中心，甚至可說是不太成熟，而「不成熟」，似乎也是對高達電影中不絕的先鋒性、自我省察的寫照。正因為不成熟，他熱衷於規則的解構，從不厭倦。
對某些hardcore影迷而言，高達的名字從來不該與柏格曼、費里尼等人擺在一起。有人說，看他的作品有一個必要前提，你得全盤接受建構它們的意識形態，否則那無異一大堆漫無章法的鏡頭組合，沒有情節，角色對自己活在電影中有著高度自覺，總是衝著觀眾問些莫名其妙也不奢望得到答案的問題。高達的電影不總是服務政治激進分子，但政治激進份子也往往最容易接受他的觀念。
你喜歡《斷了氣》嗎？先別得意，你不是這裡指的政治激進份子。作為高達最著名的作品、相較同時期其他電影更具革命性的《斷了氣》，雖然有著創新剪輯手法創造出的新穎節奏感，但它骨子裡更多是對既有類型片的挪用，與接下來幾年如《女人就是女人》、《賴活》、《輕蔑》、《阿爾法城》等作品，一起歸類為導演在生涯起步階段著迷於（悲觀的）浪漫主義的表現。
的確，你可以在《輕蔑》那樣的作品看到高達對電影此一媒介的質疑，他在《中國女人》裡對日後法國68學運爆發，共產主義風行的預言也令人印象深刻，但直到1968年，那才真正升級為強烈的政治關懷以及教育培力——也諷刺地在戲院通路觀眾的眼界中消失。什麼是高達電影中的政治？那是對電影的製作與發行系統的質疑，以及對聲音影像如何組合、構成影片的實驗。
電影需要製作資金、需要發行商將它送往國際以至於世界、需要人們買票進戲院欣賞，而這個過程又反過來決定電影的構成。在這種情況下，聲音與影像的關係被固著，呈現出的是與現實生活完全脫節的意象——不僅是故事片，隨聲音或口白左右其影像內容的紀錄片也逃不過這樣的宿命。拒絕在傳統系統下製作和拍攝電影，對高達而言，便是「政治化地拍攝電影」的第一步，若非如此，便沒有辦法真正製作電影，只是不斷地重複某些聲音及影像——不是我們在使用語言，而是語言使用了我們。
「我很早就開始拍電影，卻很晚才發現政治。當我質問自己要拍什麼影像時，電影讓我認識了政治。」高達曾說：「我很自然地被那些為生存而投入政治活動的人所吸引，如巴勒斯坦人，他們不能生活在自己的國土，就像我不能在電影的國度立足一般。我對以色列不感興趣，對美國也不感興趣，或說，如果我對美國有興趣，是因為它妨礙了我拍電影——為什麼只能有米高梅（現為亞馬遜收購）發行的電影，而容不下其他範疇的電影呢？」
這樣的問題或許才是高達留給電影史的遺產。但要是高達見到這番說法，他多半會像《電影社會主義》那樣拋出一連串抽象的陳述後，留下一句「不予置評」（no comment），如同二零一九年，高達在接受瑞士電視台採訪，面對主持人詢問「您是否認為自己已經成為經典」時，從容地答道：「不知道，我無所謂。」
▌作者：康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