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時期，法國哲學家伏爾泰稱迷信為「瘋狂的女兒」，並把它當作占星術一樣。這位引領時代的思想家倡導理性思考，力圖用科學方法解釋這個世界。如今，我們用分析的方法來接近這個世界的真實。面對疑難事件之時，我們挖掘其起因，並預測其結局。一旦可以確定某一步與下一步的因果關係，我們便能解釋事件的起因，並預測未來在何種情況下這一事件會重現。這就讓我們能了解、掌控事件的結果，做到可靠的結果。而實際情況是，在適當的情況下，我們任何人都可能變得迷信，當然也包括你在內。
人類都在瘋狂地探尋世界的運行原理以及釐清其工作模式。驅動著這些迷信行為的生物學過程，我們只是略知一二。而多巴胺（dopamine）的神經遞質——神經元之間賴以交流的某種化學物質，似乎與大腦模式識別之間有著很緊密的關係。廣義上來說，你腦子裡的多巴胺越多，你能掌握並使用的模式也就越多。
多巴胺讓知覺變得有意義。如果我們腦中的多巴胺太少，便不能識別出各種工作模式；反過來，如果多巴胺太多，我們便會自己捏造出一些本不存在的模式。我們也許會捕風捉影，覺得遇到的每個人都是兇手。我們的世界觀裡便會充斥著錯覺，然後還會變得疑神疑鬼。所以，我們大腦內的多巴胺水平必須控制在一個合理的水平。
實際上，我們每個人腦內的多巴胺水平是與生俱來的：這決定了我們的世界觀。瑞士神經學家Peter Brugger有一項非常出名的實驗，該實驗旨在研究人們的多巴胺水平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世界觀。這項實驗的參與者，有些坦承自己相信超自然現象，有些則表明自己信仰宗教，還有些則表明自己是懷疑論者。實驗中，拿了一些臉部圖像給被試看，其中部分圖像很容易便能看出是臉，部分則扭曲到了很難發現明顯的臉部特徵。結果是，懷疑論者能識別出的面部輪廓寥寥無幾，而非懷疑論者則識別出了很多。
之後，一半懷疑論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服用了一劑左旋多巴（一種可以暫時性提升多巴胺水平的藥）。在左旋多巴的作用下，這些懷疑論者的表現開始接近非懷疑論者，他們識別出的面部輪廓開始增加。由於通過改變大腦多巴胺水平可以控制模式敏感性，這項研究表明，更高的多巴胺水平可以讓人們探測到更多的模式。
事實證明，當我們身處沒有明顯模式的環境中時，大腦就會提升多巴胺水平，讓我們變得更迷信。這種環境產生了認知上的困惑，於是我們也就隨之搖擺。就算是理性哲學家中如伏爾泰，肯定也曾經如此搖擺過。
在某些文化中，迷信根深蒂固，甚至成了信仰的一部分。於是，迷信作為對不太可能發生的特定事件的應對，這一功能開始下降，轉而更多地成了一種解釋所有外部的、難以解釋的事件的方法。我們還能得出另一條重要的結論：迷信之所以能長盛不衰，有一條確定無疑的原因就是，我們總覺得自己能夠影響到事件的結果。我們的控制欲太嚴重了。近來有許多科研成果佐證了這個論斷，它們表明，當我們親身經歷一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往往會誇大其重要性。
以色列裔心理學家Ruma Falk就開展了一項實驗。實驗中，被試要求閱讀一些有關巧合的故事，有些故事的主角設定為被試自己，還有一些則是別人。結果發現，人們總是認定，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巧合要比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更為驚喜。如果別人想到一位老朋友時，這位老朋友正好打電話給他，我們會覺得，嗯，也沒什麼，這事不是很常見嗎？但如果自己在想念一位老朋友時，他碰巧打電話給我們，我們就會覺得，哇，這其中肯定有什麼深意，對吧？這種巧合會顯得更為令人驚喜的原因在於，我們覺得這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要比發生在別人身上更小。當某事發生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別人身上時，某種事物有意義的感覺會更強烈。
這兩個都是我們身處所知信息極少的環境中時，努力創造模式、編造故事的例子。即便把某件事成功或失敗的概率詳細地以事例寫出來，主觀經驗也會勸說當事者，確有辦法能夠增大事態朝有利於他們的方向發展的概率。也許，方法就是來一段儀式化的舞蹈？除了深刻理解周遭環境的需要以外，主觀性或許也對徹底弄明白為什麼我們的大腦這麼容易被低概率事件影響有著極為關鍵的意義。
對此，伏爾泰會抗議：哪怕某事件的某種解釋，對個人很有意義，我們在試圖理解的過程中，也必須考慮科學定律。然而，兩個半世紀過去了，哪怕我們的科學理解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在很多情況下我們仍然容易變得迷信。實際上，通過追踪大腦內部的神經遞質，科學已經告訴我們，那些從事對架構能力、編故事能力要求較高職業的人（比如哲學家和作家）腦內的多巴胺水平更高，這就讓他們更易產生迷信。這點對小說《憨第德》（Candide,1759）的作者也適用。對了，那本小說的作者名叫：伏爾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