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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30

討論現場藝術:破除了「誰在創作藝術、如何創作以及為誰創作」的固有思考邏輯和規則|cacao 可口雜誌

在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之間,許多在行為和偶發藝術領域實踐的藝術家,作品都有極強的「現場」性。但「現場」這個詞的出現,更多還是與某種特定的體制聯繫在了一起。當時的這類藝術實踐,很多都是通過系統化的藝術史寫作和美術館策展制度來實現的。在倫敦泰特美術館資深行為藝術策展人Catherine Wood看來:現場藝術追求極致,它承載著一種活在當下的強烈體驗,一種相互在場的感覺,有時甚至意味著生理上的風險。

Shoot ,Chris Burden, 1971

現在,年輕一輩的藝術家或許已經將現場藝術這個詞冷落。他們似乎更喜歡為作品貼上展演、行為或是活動的標籤。儘管當中的許多仍在探索「在場」的親密感,但從廣義上來講,這一代藝術家的工作對身體承擔風險的關注度顯然對比之前要減弱很多。

Marina Abramovic on performing “Rhythm 0” (1974)

之前我們曾談過將現場置入生活場景的作品,如:Jiří Kovanda在上世紀70年代在布拉格的一系列街頭行為介入,或是Roman Ondak排隊的作品。如今世界各地的美術館越來越多地將目光投射到了「現場」項目中(儘管不一定是現場藝術本身),並將其作為策展重點。美術館和機構希望用「現場」這個詞來區分相關作品和靜態展覽,對一個加速變化或不穩定的區域進行暗示,而這些作品在特定地點和時間出現的必要性,也是策展人和相關學者們非常關注的熱門話題。

到底什麼是現場藝術?

現場藝術發展機構(Live Art Development Agency )回答了什麼是「現場藝術」

如下:

目前,現場藝術的實踐者在英國的文化創意領域中已逐漸形成了一股非常重要和意義深遠的力量。現場藝術是一個由藝術家推動的研究原動力,所涵蓋的創作跨越形式、語境和空間,旨在開闢新的藝術範式,新的詮釋身份與觀點的語言,新的介入公共領域的策略。

現場藝術一方面受到了20世紀末行為藝術方法論(純藝創作者拋棄物體製作和市場,轉而使用他們的身體作為創作的場域和材料)的影響。另一方面,它打破了戲劇的傳統觀念和預設情境。在21世紀,大批來自不同領域的實踐者(從舞蹈、電影、視頻工作者,到劇作者,再到新媒體藝術實踐者)從現場藝術「活動」或「體驗」的可能性中得到了源源不斷的啟發。

現場藝術並非是對一個藝術形態或門類的描述,而是一種文化策略。它將那些往常會被排除在固有策展、文化、評論架構之外的實驗性創作和體驗式實踐納入了學術研究的範圍之中。現場藝術是一個構架工具,使藝術家可以在傳統藝術形式的交匯與邊緣處進行創作,探尋通往「現場感」多種可能。現場藝術引發了藝術家Joshua Sofaer所說的「一次傳統美學的爆炸」 。許多跨領域創作的藝術家,互通彼此的道路,交融各自的邊界,並在實踐中開啟了新的創意形態。

談論現場藝術,需要特別關注那些花在過程之中、存在於體驗之間的創意與時間投入,這與花在具體物件製作上的投入同樣重要。那些挑戰可能性與包容極限的創作,那些追求對語境、場地和觀眾保持靈敏度的作品,是談論現場藝術時不容忽視的。

現場藝術提供了一個空間,讓藝術家可以在形式和觀念上冒險嘗試,進而創造出一個使用不同媒介表達的語境。在其中,他們可以大膽討論過程、存在和長時性等議題,並探究作品與觀眾之間的關係。

對許多藝術家而言,現場藝術是充滿原生力的:它摧毀虛偽,營造出沉浸的感官體驗,有時會令人震驚,大多都打破了舊有的表現方法,並始終在尋找著不同的途徑與意義。

現場藝術實踐開啟了身份表達的全新途徑。對許多女性、同性戀、多元文化背景者和殘疾藝術家而言,現場藝術構築了有力的場域,在這裡無權無實體的面向變得可見,政治上的差異則遭到了質疑。

打破邊界、破除陳規、挑戰傳統、反抗定義,提出令人不適的議題,刺激觀眾——現場藝術破除了「誰在創作藝術、如何創作以及為誰創作」的固有思考邏輯和規則。

現場藝術具備應對當代觀眾複雜與詭辯的價值觀、身份和期望的能力。現場藝術質疑並否定對觀眾進行假設或預期。他們會是誰,他們對什麼感興趣,如何與他們產生關聯,這些都不重要。

現場藝術發生在各式各樣的場域與情境之中,比如:機構或藝術家主導的介入;美術館中的行為及劇場中的演出;脫離主流文化語境的藝術家在公共與社會領域,在意料之外又富有挑戰的場地中,遊走於生活與多元文化間的創作。現場藝術有時發生在美術館或劇場,有時發生在不尋常的地方,有時介於這兩種情況之間。現場藝術規模各異,從私密的一對一表演,到城市範圍的大規模演出,再到大眾參與的虛擬活動,都是合理的。無論發生在何地,又或是採取何種形式,現場藝術創作關注介入公共領域的各種方法,以及與觀眾相遇的各種途徑。

現場藝術提供沉浸式體驗,打破了觀眾和參與者之間的固有區分。現場藝術促使我們思考「在場」的意義。在媒介無處不在,共時性與交互性共存的社會中,現場藝術關注即時與現實,它在既定的空間裡,探索著關於事物的經驗,對意義的多重解讀,以及個體的責任。

現場藝術在第一線探究著三個問題:我們的文化是什麼,在哪裡?我們的藝術家是誰,來自何方?觀眾是誰,該如何面對?

阿根廷藝術家Fernando Rubio的作品《Everything by my side》是在雙人床上完成的一對一演出。演出期間,每張雙人床上都躺著一名女演員。她們輕聲細語跟身邊同樣躺著的觀眾,訴說童年的故事。《Everything by my side》通常會選址鬧市區的公共空間,短暫的邂逅在繁忙都市中創造了一段段與陌生人共享的親密回憶。

藝術家Joshua Sofaer直接在街上製作了一段「 What is Live Art? 」

何為現場藝術?從根本上來講,現場藝術是藝術家在直面觀眾所處的時間與空間的前提之下進行的現場創作。在理解現場藝術的概念時,應該將其與製造具體的物品或營造特別的環境(以繪畫為例)加以區分。現場藝術不是在任意時間都可以被觀看的,它誕生於藝術家與觀眾相遇的時刻。有時即使藝術家本人並非親自在場,但他們通過創造一個情境與觀眾在特定的時空相遇。「在場」的重要性是這類作品的核心關注點。

現場藝術一詞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英國廣泛傳播。當時的藝術從業者,對於無法界定的,超出現有藝術門類的創作感到困惑,於是創造了這個詞。同時期藝術家的創作中,有許多不能算是舞蹈,無法被稱為戲劇,也不能被歸入任何一個已知的藝術類別。

行為藝術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起成為了確定的藝術門類,現場藝術一詞的出現對實時藝術創作的多樣性進行了更為直接的認可。現場藝術或許會包含許多表演和行為之外的其它元素。在它的概念框架中,表演者、導演和行為的「執行方」始終是藝術家本人。創作者的身體在現場與觀眾處於同個空間,但他並不一定在「表演」,也肯定不符合戲劇語境中「扮演另一個人」的設定。

現場藝術為那些無法被傳統藝術門類束縛的藝術家提供了理論支撐,並承認了這些藝術創作在當代文化中的合理性。儘管現場藝術還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但它的創作實踐與方法卻有著清晰的歷史演變過程。

回溯藝術史,我們不難發現,總是會有一些藝術家行走在學科邊緣,嘗試突破雕塑家、舞者和演員之間的專業身份屏障。

許多藝術家也陸續離開了美術館與劇場,尋找更多公共空間和特定場域進行創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今天的城市本身已經成為一個藝術空間。部分藝術家認為,這種現像是對商業化藝術市場的有力回應。在商業化的藝術市場中,藝術作品只是無關聯的商品,以投資和累積價值為名被買入賣出。

進行現場藝術實踐的藝術家通過作品反對商品崇拜,他們的作品消逝於創作之時,著眼於此時此刻,並且幾乎不可能掛在畫廊的牆上。

現場藝術家的關注點也許會圍繞形式展開,並持續探尋著表演和活動的可能性。在作品中,他們時常討論身體的政治性。那些發現自己身體被邊緣化的藝術家(例如,女性和黑人藝術家)擅於將身體看成創作的中心,從而進一步控制圍繞身體展開的話語權。在日益技術化的時代,機器人藝術家已經借助電子媒介拓寬了身體的定義,他們認為身體(特指肉體)僅是相互連接的進程網絡中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現場藝術定義的內在屬性決定了它必定反對定義這件事本身。人們之所以將其稱為「現場」,或許恰恰是因為它尚未固化成一個類別或是一種形式。現場藝術的發展是一段充滿了改變與挑戰的實時進程。隨著「語言簡明化」和「文化環境透明化」的相互作用,或許現場藝術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可以成為激發藝術創作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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